钱 峰
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挑战，地缘政治竞争亦错综复杂，中印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交往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作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具潜力的新兴经济体，中印两国的经济规模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了超过20%的份额，双边贸易额已超过1300亿美元。这种紧密的经贸联系不仅体现了两国共同追求现代化的愿望，同时也遭遇了贸易结构不均衡、政治因素干扰等实际问题。若要在2047年达成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印度必须深刻意识到，中印之间的经贸往来并非某些人宣扬的零和游戏，而是对其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外部助力。
当前，中印两国经贸往来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首先，贸易总量不断攀升，然而结构上的不平衡问题始终存在。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1384.78亿美元，然而印度对我国的贸易逆差却接近1000亿美元。这种不平衡现象的根源在于两国产业结构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均衡。我国出口商品主要包括机电设备、电子产品、化学品等工业制成品。相较之下，印度对华出口则以铁矿石、棉纱等初级产品和农副产品为主，其中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不到10%。通常而言，这种贸易结构需要两国在经济互补性和产业链位置变动中逐步进行优化调整，难以在短时间内仅依靠行政措施得以解决。
第二点，投资合作的潜力尚未得到完全挖掘。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2022年对印度的投资存量达到了约8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点，但随后逐年减少，目前维持在40亿至50亿美元之间，这一数额仅占印度吸引外资总额的0.5%至1%，与中国对东盟国家12.3%的投资比例相比，差距明显。
第三，地缘政治对经济贸易往来的影响日益明显。近年来，印度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包括签证限制、应用程序封禁以及突袭性税务检查等
中印两国，作为亚洲区域内的两大新兴经济体，其间的经贸合作关系不仅满足了两国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助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面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快速重构，中印两国更需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加强经贸交流，不断优化双边经贸关系，构建更加均衡的贸易体系，携手打造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新模式，从而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带来稳定与信心。
要实现贸易平衡的重构，创新思维是关键。首先，我国应考虑适度增加对印度的农产品和药品等产品的进口，以此推动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印度可以参考东盟的“梯度开放”策略，在医药、信息技术服务等自身具有优势的领域，对中国实施有针对性的开放政策。此外，中印两国可以携手打造“数字丝绸之路”，在5G技术运用、跨境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催生新的增长动力，促使双边贸易的架构从以“垂直分工”为主导逐渐转变为以“水平协作”为核心。
其次，投资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打破现有的制度障碍。中印两国若能深化相互间的投资与合作关系，不仅有助于优化和均衡双方的贸易格局，还将推动区域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印度方面可以考虑在金奈、孟买等重要的工业带创建“中印合作示范区”，并尝试实施“负面清单”与“准入前国民待遇”相结合的制度安排，同时构建中印企业间的相互认可机制，以此提升供应链的整合效率。这种制度革新不仅能够确保两国对合理安全问题的关注得到满足，而且还能促使资本和技术的外溢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第三，地缘经济合作应摒弃零和观念。应把握两国当前“最大共同利益”的发展机遇，秉持两国领导人关于中印“相互促进发展、互不构成威胁”以及“作为伙伴而非对手”等关键共识，通过构建常态化的对话平台，有效解决贸易中的矛盾与冲突。在此背景下，我们致力于开拓“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新路径，力求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东的能源转型等领域深化利益融合，构建项目合作共同体。通过将中国企业的工程承包实力与印度的软件服务特长相结合，我们旨在共同削减海外项目的运营成本。这种合作模式的转变，不仅能够有效避免不正当竞争，还能孕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去年十月，中印两国领导人于喀山举行会面，就如何提升两国关系达成了关键性协议。近期，两国关系已有若干积极动向，亟需双方深化交流，增强彼此信任，并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在此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印间的经贸合作已不再局限于双边层面，其战略意义已显著提升。对于印度来说，中国是其无法移除的邻邦，它不仅是技术扩散中的关键角色，更是消费领域的巨大门户。若印度希望实现2047年的经济蓝图，便需摒弃“脱钩”和“替代”等过时且不切实际的观念，转而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与我国携手打造一种竞争与融合共存的新生态。设想一下，印度制造业的工人正在使用我国生产的设备制造全球范围内的产品，而班加罗尔的程序员则为深圳的科技企业编写着程序……这样的产业生态深度融合，或许能成为两国经济增长的稳固基石。中印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并非取决于谁引领谁，谁取代谁，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在相互补充中创造出新的价值，在竞争过程中催生新的发展动力。（出自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之手）
